揭秘卫勤部队—血与火中走来的军队卫勤内务队

  我军卫勤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是人民战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的发挥了保障和再生战斗力的军事作用，在军队历史上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地位，是未来作战后勤保障的重要任务之一。值此建军91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顾中国人民成长过程中军队卫勤保障工作的几个重要瞬间，以期激励广大军队卫勤工作者在新时期扬帆起航，再续辉煌。

  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红军作战频繁，伤亡很大。伤病员得不到很好的救治，一方面兵员补充困难，一线部队缺乏有生力量；另一方面会极度影响部队士气和战斗情绪。这一点，在井冈山时期的几篇重要文章中都反复提及。他说：“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为了巩固根据地，提出要办好三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

  1927年，红军在茅坪攀龙书院办了第一所后方医院。在茅坪建立的医院，规模较小，以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卫生队为基础，设在攀龙书院旧址，书院是一个三层木质结构的房屋，一层是医疗室，住重伤病员；二层住轻伤病员；三层是前委办公室。

  几次战斗后,伤员已增至500人，遂于1928年夏将医院迁至大井。大井红军医院设在一个较宽敞的房屋内，分设候诊处、药房、诊疗处和伤病员住房等。不久，因伤病员持续不断的增加，集中居住已容纳不下，遂分住在大小五井群众家里。但是，由于敌人的封锁，药品、器材、医生都极度匮乏。红军医院分内外两科，中医负责内科，西医负责外科。

  1928年11月，红四军党代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有800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没有医疗器械，就自己动手，用竹子做成镊子、软膏刀、软膏盒、大小便器、脓盆等，用杉木板做护木，用消过毒的剃刀代替手术刀，用土布代替纱布，用枫树叶代替盖布。西药缺乏，红军就向土郎中请教采制中草药。总之，一切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造就了最早一批红色医务人员。

  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总结建军经验的同时也讨论了军队卫勤保障工作，并纳入了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对军队卫勤保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切实的处理方法，主要包括：

  （1）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象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2）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

  古田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军队卫勤保障不是单纯的医伤治病的手段，而是军队建设的重要方面。

  1931年，红军打下福建汀州以后，将汀州城内原英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福音医院改建成红军医院，并争取了医院院长傅连璋医师加入红军，这是红军第一所以西医为基础的正规医院，傅连璋任院长。当时红军医院有6名医生，医院有手术室、换药室、药房、病房，手术器械基本完备。

  为了培养红军自己的医务护理医药人才，党决定在苏区创办红色医务学校和红色护士学校。1931年底，中央红色护士学校首先开学，校长是傅连璋，地址在汀州万寿宫(江西会馆)。11月，第一所军医学校暨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后改名为红军卫生学校）创办，贺诚兼任校长、政委。

  1937年，红军卫生学校进入延安。1940年9月，经提议，正式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战略转变后，部队活动范围扩大，战线延长，有时还要深入到白区纵深作战，每次作战投入兵力多，作战间隙短，伤员的收、转、治等环节的工作量相当大，单靠医院是应付不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后，加强了对卫勤工作的统一领导与管理，组建了军委军医处及部队卫勤指挥管理体系。军医处由贺诚为处长，下设医务科，卫生科，材料科、事务科等机构。贺诚认为，在红军中普及卫生知识、预防疾病的工作占有独特地位，单纯治疗或重治疗轻预防的做法都不能完成保障指战员身体健康的任务。因此红军卫生机构继续沿用旧军队“军医处”的名称是不适当的。

  经军委同意，1932年9月，将总军医处改称总卫生部。全军卫勤机构的名称也相应做了改动。军委总卫生部总管医务行政、卫生防疫和药材供应工作。为规范卫勤工作，使其有法可依，贺诚还主持制定了《卫生员工作大纲》、《连一级卫生勤务》、《师以上卫勤纲要》和《卫生法规》等。此外，他还编辑出版了《健康报》、《红色卫生》、《卫生员讲话》等书刊，在全军普及医疗卫生知识。

  1931年6月27日，第三次反“围剿”前，总军医处成立，诸多卫生章程相继颁布，伤兵统计表、门诊疾病分类表、死亡诊断书、死亡调查表、军医调查表、卫生干部调查表、看护表、诊断簿等开始运用实行。军委军医处成立后，组织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卫勤保障，对卫生勤务的一般性规律作了深入地总结探索，使部队各级卫生机构的任务范围、分工和指挥关系更加明确，一些勤务原则也逐步确立起来。

  （1）转运伤兵委员会。为组织好伤员的转运工作，军委和总政治部于1932年8月14日专门发了通令，规定由军委会、总政治部、总军医处专门组织转运伤兵委员会，负责转运前方伤病兵及收容落伍兵。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伤员在转运途中得到医疗和生活照顾，在招携和小布沿途建立兵站，从此开始有了兵站医院的组织形式。

  （2）加强司令部和卫生部门联系。1933年1月19日，红军部司令部发布通令：“以后各军团司令部须与野战医院密切联系，即在每次作战前后的布置，必使同级卫生部能了解战略的大概情形，若有临时变动，亦必即时通知......”

  （3）卫生战士连抢救组。为适应伤病员大量增强、抢救力量不足的情况，第五次反“围剿”中，各部队普遍建立了卫生战士和连抢救组。卫生战士由排里的卫生积极分子兼任，每排一人，既是卫生员进行卫生防病工作的助手，又是抢救工作的骨干。抢救组由卫生员、通讯员、文书、理发员、炊事员等人组成，由副指导员负责，每连一个组，其任务是把伤员搬出阵地。

  长征中，红军医务人员把“不许失掉一个伤病员，想尽各种办法止血，有骨折的上夹板，有子弹的取子弹，严密消毒，消灭化脓”作为战场救护的重要原则，在行军作战中，就地组建了救治机构，确保火线伤员能及时得到救护。

  连设战地救护小组。红军连队设立战地救护小组，小组由1名卫生员、1名卫生战士、文书、通讯员、炊事员等组成，采取先救后抢的救护方法，以背、拖、拉等方式将伤员抢出阵地。小组器材设备较简陋，主要有裹伤包、纱布、止痛片、夹板等，对伤病员只能进行简单包扎、急救。

  营设救护所。所内有医生或医助1名、卫生协理员1名、卫生指导员1名和担架班。装备有止血带、夹板、注射药剂(镇痛剂、止血剂、强心针)，主要校正阵地上的包扎、止血、固定等急救措施。救护所与前沿阵地距离一般约2～3华里，由连到营的伤员转送，除能步行的尽量自己走之外，重伤员或不能行走的伤员均由营担架班负责接送。

  团设卫生队。团卫生队有队长1名、医生或医助2～3人、司药1人、卫生队长1人、看护员4～5人、一个担架排(7副担架，21人)。装备有简单手术器械，可以开展如取弹片骨片、简单缝合等小手术。营救护所到团卫生队的距离一般约5～10华里，重伤员的后送由团担架排接送。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抗日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军队卫勤充分的发挥了保障和再生战斗力的作用，救转收治等环节有序有效展开，这是自部队改编后第一次卫勤行动。任弼时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中所附的由杨德志、陈正湘呈报的“平型关战斗详报”中，分析了战地救护工作完成得好的原因，并作为这次战斗的四大优点之一。“此次战斗虽伤亡不多，其数亦不少，卫生队能很迅速安然的将伤员收容下来，这是由于卫生部门的负责担架员的努力以及政治部的协同”。

  为尽快提高战伤救治水平，各解放区部队吸取苏、英、美等国在二战中的野战外科先进经验，普遍开展战伤救治新技术的学习与应用。1946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发布《野战救护治疗工作暂行条例》；1948年1月，东北军区召开卫生大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早期切除术、间断交换绷带、休克处置、输血、石膏绷带、战伤骨折固定、头部战伤处理、胸部战伤处理、腹部战伤处理、战伤截肢、破伤风预防及处置、气性坏疽预防及处置等12个战伤医疗条例，使战伤救治技术的规范化、制度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制订了《战伤处理暂行简则》，对火线救护工作规定了明确的任务和技术方面的要求。“战地救护主要任务为紧急包扎、暂时止血、临时固定、脱离火线”，即包扎、止血、固定、搬运4项技术，并作出了具体实际的要求。火线项技术的推行，极大提高了阵地救护水平。初步形成了攻坚战、防御战、追击战、渡江渡海等多种类型战斗的战场救护经验。

  入朝作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第一次赴国外执行作战任务，当时对朝鲜医学地理、疾病流行情况不明，曾发生大批冻伤、虱媒传染病、营养缺乏症、夜盲症等疾病。同时，由于敌军以不同方法使用了细菌武器，我军防疫工作受到了极大挑战。军队卫勤机构在有序组织战伤救治的同时，针对低温、虫媒传染疾病等、营养不良等引起疾病的根本原因逐一提出解决方案，包括成立防疫委员会、接种疫苗、成立野战机动传染病医院、抽调专家组成前线检验队等，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卫生防疫制度，取得了抗美援朝卫生防疫工作的重大胜利。

  中印边境作战虽然时间不长，受高原寒区自然地理的影响，发生了较多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高原适应不全和冻伤等疾病。各级卫勤机构针对疾病发生原因开展了积极预防及健康教育工作。遴选专家成立了冻伤防治小组，宣讲冻伤防治知识，提出进入阵地必带毛皮鞋、皮大衣等，适时运动肢体，增强机体抗寒能力；战前进行体格检查，尽量使体质差、心肺系统有问题的留守；在战况允许的情况下采取阶梯等高法，即从海拔2000m的地区开始，每进入500-1000m阶梯高度适当休息。给进入高原的人员适当服用镇静剂，在战役后方建立制氧站，保障医疗用氧。给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配发个人供氧器等等。

  1979年中越边境作战中，中国军队首次使用直升机空运伤员，共出动直升机118架次，运送伤病员574名，除1名胸腹部重伤伴有肾衰的伤员死于运送途中外，其余均安全抵达后方医院。空运伤员由空军负责组织指挥。空运救护组由空军厂长卫生队、军野战医疗所抽调适于飞行的医务人员组成。老山、者阴山作战中，建立了专门的空运医疗后送组织，简化了空运申请程序，并将飞机调动权下放给空运医疗后送组，提高了效率。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空运医疗制度，规定了空运伤员的标准、护理工作程序、空运医疗后送单以及药材装备标准等，使空运伤员逐步规范化、制度化。1984年4-9月的5个半月中，共空运981架次，空运伤员占总数的70%，未发生机上死亡、医疗事故及差错。

  回首往昔，我军卫勤前辈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战争中为维护我军战斗力，保障一系列军事任务的顺利完成做出了重大贡献。时间进入到新世纪、新阶段、新时代，我军卫勤持续在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事外交等场合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在抗击非典、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的第一线，我军卫勤官兵当先锋、打头阵，有力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打赢了一场场卫勤保障与医学救援的硬仗。在军事外交中，我军坚持军队卫勤“走出去”战略，在海外人道主义医学救援，国际维和，以及一系列与外军共同开展的联演联训活动中，向世界充分展示了我军的强大实力，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军队卫勤必然的联系官兵身心健康，关系部队战斗力提高。在战场上，将士们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卫勤保障是他们的坚强后盾，是生命安全的保护伞，是军心士气的压舱石。值此建军节之际，我们一同缅怀卫勤先辈之贡献，回顾我军卫勤之发展，与诸君共勉，愿你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前有先辈披荆斩棘，铸将士生命之盾；明有吾辈乘风破浪，耀大国强军之光！建设“打仗型”卫勤，我们从始至终在路上！